3·15来了丨没了车马费，记者还有尊严吗？

尊严不一定和钱有关，但没有钱，尊严或多或少都会受到一些影响。

事实上，“车马费”之所以在欧美发达国家几近绝迹，关键就在于：媒体在设定严格的报道伦理的同时，通过高薪保证了记者的衣食无忧。一个高薪的记者，是不屑于那累死累活，花两天时间，去参加一场30分钟的、几百人挤在一起的“垃圾产品”发布会而为了那几百块车马费的。

最简单的道理，世界首富比尔·盖茨一秒钟赚1000多美元，他肯定不会去捡地上的100美元，因为时间成本和收益完全不成比例。如果一个媒体记者年薪四五十万，假设他每天拿一次车马费，按每个500元、一个月10个来算，一个月也才0.5万元，一年也就约6万元。但这些冗长的时间，完全让他没精力没时间写自己的稿件，他也就无法拿到那四五十万年薪。如此这样，得不偿失，实在没必要为那几百块劳神费心的车马费而折腰。

在英、美、日这些媒体成熟的国家，记者属于偏高收入阶层。比如英国《金融时报》记者的工资，虽然比投行职员略差，但和高收入的医生和律师比肩；而据日本新闻协会2012年的数据显示，日本报社记者平均年薪为680万日元(42万元人民币)，若是规模超过1000人的大报社，记者人均年薪高达55万元人民币，即便是中小媒体的记者，年薪也至少有20万元人民币。

　　 反观中国内地记者，他们的工资待遇如何？一则流传甚广的段子不无戏谑地这样概括：每月拿8000块，和一帮月拿数十万的老总们高屋建瓴地谈产业规划，是财经记者；每月拿着7000块，留着哈喇子说着年薪百万以上的人怎么吃穿玩乐，是时尚记者；每月拿6000块，两眼放光地写“中国向何处去”之类，是时政记者；每月拿5000块，全国各地追查真相常常被赶出门偶尔被追打，是调查记者。再补充一句，每月拿4000块，天天坐飞机住五星酒店到处参加企业新品发布会的，是周刊记者。

　　 然而，实际情形比段子所描述的更为糟糕：数据显示，除了极少数有影响力、市场效益较好的报社记者年薪有10万元之外，中国内地媒体从业者的平均年薪仅为4万元左右——既然说的是“平均数”，那么也就意味着有很大一部分媒体的年薪要远远低于这个数值。收入水平低，而工作压力又高，使得媒体从业者成为当下中国最为辛苦，令人感到可怜的群体之一，也难怪乎中国媒体人往往自嘲为“新闻民工”。

　　 这种双重压力之下，“车马费”也就成为中国媒体人保持一个有尊严生活的来源之一，甚至成为部分记者收入的大头。当然，除车马费之外，收“封口费”、新闻栏目拉企业赞助，甚至通过某个负面事件要挟曝光，也是中国媒体人创收途径。只不过车马费较之其他途径，较为“光明正大”一些。

相较于西方媒体专心于新闻业务，相关预算向新闻采编倾斜，中国大多数媒体则在新闻业务方面的投入严重不足；而西方媒体之所以更专心于新闻业务，乃是因为它们不像中国媒体那样，有那么多的宣传任务，以及通过摊派而拥有固定的用户——正因如此，中国媒体即使缺乏质量与公信力也能够获得收益，何况有的dang报还有不少财政拨款，于是也就用不着太过关注于读者的脸色与自身的约束。

　　 如果说，西方媒体所面临的压力，主要来自市场，那么中国媒体最大的压力来自政治权力，其次才是市场。由此不难看出，市场与竞争，正是中西媒体的分野所在。而熟悉媒介与政治关系的人都知道，媒体的市场化水平，往往取决于政治权力对媒体的干预程度。而这，正是中国媒体人生存境况的制度性总根源。

　　 然而，制度有病，并不意味着媒体人就可以无所作为，更不应该成为记者收取车马费的理由。我们除了期待政府和社会对这一群体更好一点，媒体人也应该自律。

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言人和社会良知的守护者，媒体是一个社会的风向标，代表着一个社会的道德尺度。倘若媒体利用本该属于公众所有的资源牟取私利，不仅有损职业道德操守，也是对公众利益的严重侵犯。最终带来的不仅仅是媒体公信力危机，更是社会信任危机。而一个失去了信任的社会，还会有什么发展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