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20年1月，一汽 东风 长安人事大地震

1.

临近年底，国有汽车制造商，特别是一汽、东风、长安三大汽车集团，人事调整的坊间说法，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在流传。其中，有关他们董事长和总经理变化的说法最多。

有流言说，其董事长曾提交辞呈，但未获得主管部门的恩准；有流言说，其总经理被其妻子举报，可能会被迫下台；有流言说，其董事长正千方百计的寻求被调离的路子；有流言说，其总经理可能取代现任董事长，坐上头把交椅；有流言说，其董事长和总经理的分歧，在高层会议上公开化，其中一人必定会被调离；有流言说，因为集团业绩连续下滑，董事长和总经理都难辞其咎，他们正在寻求脱困的方法，最好的选择就是轮换到其他的集团。

一边是中国汽车市场持续的低迷，一边是人事调整的流言不断升温。

2.

事实上，中国汽车市场新一轮人事调整，的确已经到了关口。

2015年3月，一汽集团董事长徐建一“涉嫌严重违纪违法”，被带走。一汽集团的反腐，达到了新高潮。

随后，反腐的洪流泥沙俱下，东风、长安等大型国有汽车集团进入了空前的政经敏感期。其中，一汽和东风的各路高管以各种不同的形式或落马或被处理。

2015年5月6日，一汽集团前任董事长、吉林省委副书记竺延风接替徐平出任东风汽车董事长、党委书记。

2015年5月7日，徐平任一汽集团董事长、党委书记。

随后，这两大汽车集团之间的高层，以各种不同的形式进行对调。

2017年8月2日，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公司董事、总经理、党组副书记徐留平任一汽集团董事长、党委书记；徐平调任兵装集团董事长、党组书记。

三大汽车集团之间的人事对调，陆续进行。逐渐形成了一汽长安化，长安东风化，东风一汽化的趋势。

与此同时，东风公司的总经理由李绍烛接任，一汽集团的总经理由奚国华担任。

三大汽车集团董事长和总经理的领导体制进一步完备，在领导一切的高压态势下，他们带领中国汽车进入了近30年来的下跌漩涡之中。

3.

中国汽车市场下跌，不能排除外部环境变化的因素，但也绝对不能忽略现任领导体制的责任。

夏利汽车在并入一汽集团后，终于沦落到被迫卖壳求生，这一变化发生在竺延风、徐建一、徐平、徐留平任内。所不同的是，这些高层在任的时间有长短之分，但夏利的终局并没有改变。

神龙汽车从超过70万销量的高点，持续滑落到1990年代中创业初期阶段的境地。这一剧烈的变动，发生在竺延风和李绍烛联手执掌东风期间。他们安排的一系列管理层，领导神龙进入了困局。

长安福特的销量曾接近百万辆，在总结其中的原因是，各方都把组织领导体制的优越性摆到了首位，“组织建设就是生产力”的口号挂满生产车间。现在，组织的掌控能力越来越强，而长安福特却陷入了困境。

在市场行情好的时候，增长是董事长和总经理领导体制所致；在行情恶化的时候，董事长和总经理的领导体制没有调整，权杖依然掌握在他们手中，他们不能置身事外。既然他们以领导一切的姿态出现，坏行情自然包括在一切之中。

4.

中国国有汽车公司的最高层，特别是一汽、东风、长安三大汽车集团的董事长和总经理们，应该为已经出现的后果担负全部责任。

自汽车行业高喊反腐口号至今，各大汽车集团的一系列决策，均由他们做出。如果企业的业绩，还能作为考核他们的标准，那么企业糟糕的业绩，正在削弱他们继续执掌权柄的合理性，基层员工对他们的领导能力已经产生质疑。

在此之前，三大汽车集团时不时会曝出高层领导更替的信息。究其原因，除去他们在各自领域的竞争对手主动释放此类信息之外，基层员工的不满情绪，也在此找到了释放的空间。

这些国有汽车集团的高层不得不承认，他们领导不了行业按照预定的轨道行进，这完全不在他们的掌控之中。即便他们在口头上声称要掌控一切，这也仅仅停留在口号之中。事实只会证明，他们的能力与口号之间，存在巨大的差距。

如果他们继续在位，按照这样的方式运行，结果只会持续瓦解他们继续执掌权柄的基础，从未酝酿更大的危机。

在最坏的结果出现之前，唯一可行的方式就是进行大范围的人事调整。通过一系列的人事更替，洗刷业绩下滑造成的恶果，继续用新朝不利旧政的方式维持权柄。

2020年1月，这轮调整必定会陆续展开。

5.

这种调整不会给被裁减的工人，带来任何的利益。

夏利、神龙、长安福特、长安PSA等工厂，以各种方式被下岗的工人，只能选择另谋生路。雪崩来临时，只有庙堂的雪花是无辜的。

高层永远有辗转腾挪的方式，基层员工永远没有选择。庙堂之高，只属于庙堂；江湖之远，只属于韭菜。

2020年的汽车行业，不会比2019年更好。